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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峰:中央高层何以对实体经济如此关注?

发布日期:2017年02月26日 10:29 浏览次数:

    本站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实体经济算得上经济界年度热词,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对其部署也可谓紧锣密鼓。2016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振兴实体经济”列为2017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指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誉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风向标,是第二年国家经济工作的定调会。在规格和层次如此之高的专门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振兴实体经济,其意义不言而喻。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2016年12月17日,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提出,2017年发展改革工作要做到“六个聚焦”:聚焦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聚焦振兴实体经济提升供给水平;聚焦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聚焦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聚焦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2017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2017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协同发力,促进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紧接着,2017年1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座谈会,再次强调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可以预见,振兴实体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那么,实体经济何以值得关注?又如何振兴?笔者略陈管见。

    一、实体经济地位不可轻看

    关于实体经济,有些代表性说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实体经济覆盖了我国产业的主要部分,工农业和服务业都属于实体经济。从服务业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等行业都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其自身也是实体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认为,实体经济覆盖一二三产业,其中一二产业毋庸置疑,尤其制造业由于占比高更是实体经济的主体,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商业、流通等部分也属于实体经济。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表述。总体来看,对实体经济的界定不存在原则分歧。具体化一点,可以简单地把实体经济具象为农业、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

    从实体经济构成来看,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即,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既然如此,振兴实体经济就是硬道理!可谓天经地义,义不容辞。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方向,事关国民经济整体平稳与健康发展全局。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充分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反而观之,如果实体经济发展得不好,“脱实向虚”比较严重,就必然带来不利后果。第一,国家竞争力遭到削弱。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在过去若干年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我国凭借传统制造业领域里的独特优势,赢得了全球制造业中心或“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在当前,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土地等资源价款的攀升,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加速衰减,许多传统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美国正在雄心勃勃地谋划重振制造业,放言要让“美国制造”重新攻占美国和全球市场。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现在还很难与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展开正面竞争。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过渡阶段,如果任由“脱实向虚”,不充分发挥自身现有的制造业优势,则会削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即便进入服务业时代,实体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也好,生活性服务业也好,无不依托于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第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受到威胁。如果经济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将资源过多地转向投资或投机,争先恐后转入虚拟经济,则会同时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就会加剧资产泡沫,累积金融风险。在一个年度里对中国企业500强的统计显示,仅5大商业银行净利润就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35.6%,而266家制造业企业净利润只占18.8%;5大行利润总额几乎是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这还没有将券商、保险、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利润纳入统计分析;另一方面,也会削弱实体经济根基。事实上,目前金融业强大的虹吸效应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根据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所得税的匡算,2016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利润约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3倍。而且,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增加社会风险。诸如,实体经济疲软就会影响就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实体经济与许多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实体经济搞不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大范围持续“脱实向虚”,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短视、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理,这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第三,弱化新动能载体功能。我国正在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有许多本身就蕴藏在实体经济发展中,需要通过改造提升实体经济,激活潜力后劲;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也需要依托实体经济,生存才有载体,发展才有空间。2017年1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旨在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和另外6名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企业家受邀参加。总理与胡玮炜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胡玮炜说“自行车厂家接到我们这么大的订单都吓到了”!总理随即问:“生产厂家在哪儿?现在生产量有多少?”胡玮炜回答:“在无锡,每天生产1.4万辆自行车。”“我们主要是运营方式的革命,属于互联网+交通工具。” 李克强笑着说:“是啊,没有载体,光有虚拟的肯定不行。总不能在网上骑自行车吧?”并指出“摩拜单车听起来是经营方式的革命,但基础还是自行车,还是要靠实体经济支撑。反过来,实体经济也要靠服务变革来带动”。

    二、实体经济增长已显疲软

    当前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如预期乐观,中国经济存在“脱实向虚”隐忧。总的来说,2016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喜忧参半。

    从“喜”的角度看,尽管规上工业增速比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速为5.8%,二、三、四季度均增长6.1%,工业生产企稳态势明显。在工业生产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明显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从投资看,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5.8%,增速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高7.7个百分点。此外,PPI结束了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且四季度各月份同比涨幅明显扩大,表明需求在增加,企业效益在好转。从“三去一降一补”看,钢铁、煤炭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

    从“忧”的角度看,2016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0%,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为3.2%,远不及8.1%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表明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明显偏低;国资监管系统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3%。相比之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加快5.9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5%,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34.8%,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15.2%。

    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2016年实体经济部分指标表现较好,本质上并不是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成长的结果,而是主要受三个外部因素的拉动,具有不可持续性。首先,2016年新增长贷款规模和M2高速增长。2016年全年新增贷款12.65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257亿元,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3%,低于全年1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次,房地产拉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在2016年前三个季度一路高歌猛进,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9%,比上年回升5.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5%,房地产对GDP增长贡献率较高;再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6年以来,受美元持续走弱、供需结构变动、金融投资加剧等因素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经过短暂触底后,出现强劲反弹、上涨幅度较大。仅以2016年上半年数据为例,截至6月30日,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收报194.26点,较2015年收盘点(176.27)上涨10.21%。此外,追踪22种原材料价格的彭博大宗商品指数(BCI),1~6月已上涨超过20%。原油价格筑底后强势上涨,收报于50.65美元/桶,比年初上涨33.82%。黄金、白银价格快速上涨。COMEX黄金收报1344.90美元/盎司,较年初上涨26.47%。COMEX白银收报18.58美元/盎司,较年初上涨33.97%。铜价震荡上行,收报4849.25美元/吨。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2016年1~6月,新加坡期货交易所(SGX)铁矿石期货(62%铁粉)从38美元/吨,大幅上涨至57美元/吨,涨幅50%。大豆、糖大幅上涨。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收报1174.25美分/蒲式耳,较年初大涨36.05%。NYBOT(纽约期货交易所)11号原糖期货报收于20.19美分/磅,创近三年半来新高,同比大涨64.41%。总的来看,这些外部因素都属于非正常因素,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三、实体经济发展须记前鉴

    振兴实体经济,关键在于发展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动摇。在这个问题上,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曾经走了弯路、吃了大亏。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过去8年,但是,阴霾尚未散去。回顾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发达国家经济史,对当下中国振兴实体经济不无裨益。

    现代经济发展很容易形成“虚拟化陷阱”。这个陷阱的诱惑性非常大,往往越是“聪明人”、越是“聪明企业”、越是实力较强的国家,越容易掉进去。美、英、法等国的经验教训极其深刻。

    虚拟经济的魅力在于所谓“以钱生钱”。这既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特点,也是许多“聪明人”“聪明企业”尤为喜爱的“魔方”。好莱坞电影《金钱永不眠》对此多有描述。如“钱永远都不会睡觉的”,“金钱这女人从来不睡,而且醋劲奇大,一不小心,一早醒来就再也见不到她”。虚拟经济的诱惑力令很多“聪明人”和“聪明企业”难以招架。仅以美国为例,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最大的两家非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属于私人控股的政府发起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它们并不直接向购房者提供贷款,而是通过向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来帮助中低收入者更容易地获得抵押贷款,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业务主要是房屋贷款抵押、向投资者发行债券,以低成本集资赚取利差。这就注定了“房利美”先生和“房地美”先生要疯狂地贪婪地追求“钱”小姐。因为它们笃信“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贪婪,你们记住我的话,不仅能挽救泰达纸业(公司),更能挽救机制失调的美国”。房地产价格对利率高度敏感,且与利率反方向变化。自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6年多时间里(具体就是从2000年5月开始),美联储实施了一轮叹为观止的减息又加息的过程。联邦基金利率先下降,房贷月供跟随下降,房价上涨,刺激大量不具备长期房贷承受能力的中低收入人士买房,无论是购房者还是房利美、房地美以及银行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后来联邦基金利率转而上升,房贷月供增加,房价下跌,还款能力低下的人只好断供,由此,购买了大量贷款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损失惨重,而购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国内国外机构个人投资者也损失严重,继而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影响到美国金融,美国次贷危机随之产生并蔓延到全球金融市场。随后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简而言之,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经济泡沫破裂的结果。虚拟经济是把双刃剑,对于虚拟经济的负面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有阐述。指出“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随着信用制度发展,像伦敦这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这种证书“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富的原始方法”,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虚拟资本的实质是,“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虚拟资本的价格“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政要都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解决危机的答案。其实,这场危机爆发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美国近三十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除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给与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范围,但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根据该法,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另外,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了《1987年公平竞争银行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方案》,以及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众多立法,彻底废除了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基本原则,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的之间的壁垒消除,从而为金融市场的所谓金融创新、金融投机等打开方便之门。在上述法律改革背景之下,美国华尔街的投机气氛日益浓厚。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最终,大批贷款人断供,多米诺骨牌效应随即发生。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一个更加可怕和致命的问题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和侵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英、法等国主导的“去工业化”盛极一时,甚至成为突出的全球化现象。以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为大本营的“以钱炒钱”的把戏,一时间赚了“快钱”、“大钱”,诱惑许多人、许多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纷纷“重虚轻实”“脱实向虚”。经济虚拟化愈演愈烈,“去工业化”悄然展开,大量制造业被当作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严重弱化、退化。在美国,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曾经一派繁荣的汽车制造业中心底特律逐渐萧条,几乎成为“废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一片萧条。面对金融灾难痛定思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本,不可替代、不能退出,必须恢复制造业,将“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于是,才有了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等等。但是,是“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而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造成的虚拟经济导向的就业观以及经济局面的改善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逐渐对制造业失去了兴趣,一窝蜂涌向华尔街、硅谷、好莱坞。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很快提出重整制造业计划,但生产企业连年招工难,年轻人的就业观念、兴趣和价值取向变了,再变回去谈何容易。如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又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他在就职演讲中信誓旦旦地宣称,将遵循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商品、雇美国工人”。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打贸易战来实现制造业回归。成败难断。但有一点,特朗普不可回避的最大挑战仍然是业已固化的择业习俗和招工难。美国纽约州审计长前不久发布报告称,由于金融市场充满挑战,上年度华尔街奖金和利润双双下滑,员工奖金水平同比削减9%。即便如此,华尔街员工缩水后的奖金,仍是全美家庭平均年收入的近3倍。这个数据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要想扭转虚拟经济过头状况重新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和谐发展尚需假以时日。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生过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美国值得我国细细品鉴。

    四、实体经济振兴当重手段

    解决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振兴实体经济,应当多管齐下,注重采用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加减乘除”。

    做好“加法”,着力解决好增量培育问题。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全方位着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快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历史性转变。大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企业要大做“新”文章。诸如,新产业,新布局,新模式、新业态,等。在这些方面不乏成功事例。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浦东将瞄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进一步优化电子信息、汽车、成套设备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民用航空等“三大三新”制造业格局。这意味着,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浦东新区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深厚基础上,正在加速补上制造业发展的短板,力争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的振兴。又如,中铝集团瞄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具有良好成长空间和较大发展潜力领域,通过“做加法”加快沿海布局,充分利用中铝海外资源,全产业链发展铝和铜市场。目前,中铝利用公司在秘鲁的矿资源优势,通过与福建省政府合作,在宁德市建设年产40万吨的铜冶炼基地。还有,2017年元旦后刚获得2.15亿美元融资的摩拜单车,春节前又与富士康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受益于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业蓬勃发展,国内自行车制造商一年就获得了逾160万辆自行车的订单,产业正迎来新一春。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生产性服务业也好,生活性服务业也好,无不依托于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比如生产领域的信息服务、设计研发、仓储物流和技术支持服务,都是为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的;生活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是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人民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后才出现的。所以,制造业发展好了,也为服务业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2017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首富王健林坦言,正在考虑投资开设连锁医院,且万达已投资150亿元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3座综合性国际医院。在不少企业“脱实入房”之际,万达瞄准服务短板,大举布局实业,不禁令人点赞。

    做好“减法”,着力解决好存量化解问题。多年来,实体经济发展中累积了产能过剩、库存过多、负债率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才能为实体经济减负,让实体经济轻装前行。要坚决“去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持续复苏和振兴。中铝公司和太钢集团的做法可圈可点。在因价格因素带来全年减利损失近50亿元的情况下,中国铝业公司依旧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16年,经营性利润近19亿元,实现经营性现金流120亿元,创出中铝公司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这与其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密切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铝公司共治理僵尸企业10户,实现减亏增利10亿元;压缩法人单位50户,并通过专门成立的中铝资产公司盘活和清理了一批低效资产和产能,逐步解决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历史包袱问题。2016年,太钢钢铁集团坚决落实总理要求去产能的指示,不仅扭亏为盈,而且成功制造出碳化钨球珠,正式结束钢铁产量、圆珠笔产量第一大国每年花费1500万美元进口笔尖钢的历史。像太钢现在新产品的市场贡献率达70%以上,就是因为斩断拖了后腿的旧产能。

    做好“乘法”,着力解决好技术创新问题。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不断向经济领域广泛渗透,这些技术创新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巨大冲击,更成为新一代产业孕育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要看到,在科技创新的舞台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行动。如美国对已经成为经验的园区化“硅谷模式”和碎片化“纽约模式”,提出新的创新要求,明确新的创新目标。日本则提出要在2020年奥运会之前加速技术创新,并将项目在公有和私营经济部门联合开展,推动无人驾驶汽车、前沿机器人技术的运用等。而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和2020高科技战略,试图通过信息技术和物理世界的创新性结合,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保持德国工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2016年5月30日,在“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强调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具体到实体经济振兴上,当务之急要强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重大技术开发,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先进管用、开放兼容、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引领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其中,要加大对空间、材料、能源、信息、生命等领域的攻关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控,重点解决好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又要面向钢铁、有色、石化、轻工、纺织、建材等行业,大力推广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先进适用技术;还要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融合创新及跨界发展,从而支撑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促进“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高端制造”。

    做好“除法”,着力解决好环境完善问题。当前,实体经济发展比较难,也与外部环境的不利有关。这就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努力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正外部性,这对振兴实体经济至关重要。要通过深化改革,建设制度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为实体经济创造一个与虚拟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提升实体经济微观主体的发展能力。要通过制度改革,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如通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措施摊薄经营成本。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全力保障实体经济企业的产权或所有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等权利。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如提供良好的培训、信息、融资等服务。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环境。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好的文化环境,如鼓励企业创新创业、宽容失败、讲究诚信等。

    鉴于目前“脱实向虚”隐患已现,而且“向虚”容易“向实”难,所以,从现在起,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也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

作者:左峰   来自:商学院     责任编辑:戚伟良